《亮报》上的《今昔塘口坝》、《大江南北》里的《<繁昌之战>歌曲这样诞生》、《云岭》杂志刊登的《在江淮大地感悟铁军精神》、《福建党史》刊载的《红色大安：西溪水万古流》、江苏广播电视报副刊发表的《大安之安》如同五枚镌刻着历史温度的勋章，散发着新墨的芬芳。作为繁昌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一名理事，在这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特殊年份，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场与红色历史的深度对话，这段创作经历，远比任何一次写作都更让我刻骨铭心。

　　最初动笔的念头，源于春日里一次走访塘口坝的经历。站在当年新四军战士战斗过的山岗上，山风掠过盛开的的映山红，恍若还能听见枪炮的回响。同行的老者指着一块弹痕斑驳的岩石，轻声讲述着1939年繁昌保卫战中，战士们如何在这里阻击日军、浴血奋战。那一刻，纸页间沉寂的文字突然有了温度，那些沉睡在档案里的名字、事迹，仿佛都化作了眼前鲜活的面容。我忽然意识到，作为研究会的一员，宣传这些红色故事，不仅是职责所在，更是对先烈的告慰——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节点，不能让这些珍贵的记忆被时光冲淡。

　　创作的过程，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追寻。为了写《<繁昌之战>歌曲这样诞生》，我一头扎进了区档案馆的库房。泛黄的战报、褪色的日记、老兵的口述实录，一页页、一行行，都在诉说着那场战役的艰难与壮烈。有一份记录让我至今难忘：一位叫陈德胜的战士，在弹尽粮绝时，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的碉堡，最后只留下一句“请告诉我的家人，我对得起国家”。我反复摩挲着这份复印件，指尖宛若能触到字里行间的热血与赤诚。为了还原细节，我还走访了繁昌之战的亲历者后代，聆听他们讲述父辈珍藏的军号、磨损的绑腿，那些浸润着烟火气息的物件，让历史不再是遥远的叙事，而是可感、可触的生命印记。

　　如果说《繁昌之战》聚焦于战场上的铁血忠魂，那么《红色大安》则让我触摸到了人民支前的深沉伟力。写《红色大安：西溪水万古流》时，我曾多次沿着西溪水行走。春日的溪水清澈见底，岸边的芦苇随风摇曳，很难想象80多年前，这里曾是新四军传递情报、运送物资的秘密通道。当地的老人告诉我，当年村民们为了保护伤员，把自家的地窖改造成临时医院，用米汤代替药品，用门板搭建病床。有一次，日军突然搜查，一位大娘把伤员藏在柴房，任凭敌人如何严刑拷打，她紧咬牙关，未吐露只言片语，将生的希望死死地护在了那间昏暗的柴房里。听着这些故事，我常常在溪边驻足良久，看着溪水静静流淌，似见当年村民们背着粮袋、提着药箱，在夜色中沿着溪边小路匆匆前行的身影。西溪水不舍昼夜地流淌，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那些平凡人的勇敢，比任何宏大的叙事都更能打动人心，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把这些故事写出来的决心。

　　创作的日子里，书桌前的台灯常常亮到深夜。每当思路枯竭，我就会翻开研究会珍藏的新四军军史资料，看着那些黑白照片里年轻的面庞，想着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献出了最宝贵的青春与生命，便又有了继续写下去的力量。有一次，为了核实繁昌之战中我方的兵力部署，我反复查阅了《皖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新四军战史》等多本著作，还特意打电话向省里的党史专家请教，直到确认每一个数据、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准确无误。我深知，这些红色作品承载的是历史的重量，容不得半点马虎。每一个字，都是对先烈的尊重；每一句话，都是对历史的负责。案头那盏长明的灯，不仅照亮了泛黄的纸页，更映照着我心中对那段烽火岁月的无限追思与崇敬。

　　当收到报刊编辑部的用稿通知时，我的心情复杂又激动。像是看着自己孕育许久的孩子终于降生，既有期待，又有忐忑。我反复读着样刊上的文章，生怕哪里还有疏漏，生怕没有把那些英雄故事讲好、讲透。但更多的，是一种释然——我终于用自己的笔，让更多人了解到繁昌这片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了解到新四军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铁军精神。

　　如今，再回望这段创作经历，我明白这不仅是一次写作，更是一场深刻的爱国主义洗礼。在追寻历史的过程中，我仿佛与那些先烈、那些平凡的英雄们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他们的勇敢、他们的坚守、他们的家国情怀，都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作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理事，我知道，宣传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永远在路上。未来，我还会继续拿起笔，走进更多红色遗址，倾听更多红色故事，让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新焕发生机，让铁军精神在江淮大地上代代相传。

　　这场特别的创作，早已超越了文字本身。这枚由心血与历史铸就的勋章，将永远别在我的生命里。它让我懂得，历史从未远去，它流淌在西溪的水声里，镌刻在塘口坝的弹痕上，更融入我们奔涌的血脉中。那些岁月深处的英雄故事与家国情怀，是照亮我们前行之路的永恒火炬。（俞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