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总说，绿豆是极懂穷人的粮食。一分钱能抓一大把，丢进水里就活，像给苦日子安了一颗绿色的心脏。

　　我们家的绿豆种在窗根底下，窄窄一条土垄，还是父亲从厂里的锅炉房偷运来的废煤渣垫的底。煤渣烧得透，孔隙里存热气，豆子钻得比别处都快。我放学回家，书包往门槛一扔就蹲过去数豆苗：一、二、三……数到第十三棵时，我发现有两片小叶被蜗牛啃出月牙豁口，急得用瓦片把蜗牛一家老小请走，又觉得它们可怜，撕半片白菜叶权当赔礼。

　　真正熬绿豆粥的早晨，天还没睁眼，灶膛里的柴火先醒了。劈柴太粗，父亲得用膝盖抵着，斧头举过头顶，落下时带一股子“嘿”的劲，木屑溅到母亲挽起的裤脚上，像一群褐色的飞蛾。锅里的水开始冒蟹眼泡时，母亲把淘好的绿豆哗地倒进去，那声音像急雨砸在铁皮屋顶上。母亲说：“豆粥要熬到豆皮浮起来才算认命。”我当时不懂什么叫认命，只觉得“认命”这个词像一块冰，滑溜溜地沉到锅底去了。

　　粥好的时辰，父亲总用搪瓷缸先舀出最稠的一缸，缸沿磕在锅沿上，“叮”一声脆响，像给这顿简陋的早餐封了蜡。他蹲在门口喝，第一口永远吹得山响，热气把他的眼镜糊成两朵白梅。我和妹妹抢剩下的锅巴，母亲把最中间那块金黄留给我，因为“姐姐要长个儿”。锅巴沾着豆沙，咬一口，沙沙地响，仿佛整个夏天在嘴里下起了小雨。

　　后来搬进楼房，煤气灶一拧就出蓝火，高压锅嗤嗤地叫，二十分钟就能喝上绿豆粥。可母亲总说不是那个味。她固执地用砂锅在阳台的小炉子上慢慢熬，像守着一段不肯提速的旧时光。砂锅底结了厚厚的褐痂，是二十年来豆粥留下的痕迹。父亲走后，她熬得更慢，常常守着守着就睡着了，砂锅里的气泡“噗”地破一个，惊得她手里的蒲扇一抖，又继续摇。那蒲扇早已秃了边，扇骨像一排被岁月啃过的牙。

　　一年暑假，我带孩子回老家。母亲从柜底翻出那只掉瓷的搪瓷缸，像掏出一件传家宝。孩子踮脚看锅，蒸汽在她睫毛上结了一颗小水珠。她学我小时候的样子数豆皮：“一、二、三……”数到第七片时忽然回头问：“姥姥，为什么豆皮要认命？”母亲愣了愣，用沾了豆沙的食指点点她的鼻尖：“因为豆子知道，只有裂开，才能把凉甜留给喝粥的人啊。”

　　那天临走，母亲把一小包绿豆塞进我行李箱，纸包上歪歪扭扭写着“别用高压锅”。高铁穿过稻田时，我隔着车窗看见风把稻浪推成一碗巨大的绿豆粥，起伏间全是母亲没说完的话。回到城市，我在厨房用砂锅慢慢熬，豆皮浮起来时，我忽然懂了——所谓认命，不过是把滚烫的日子熬成温柔的汤，让后来的人在苦夏里也能尝到一点不慌不忙的甜。

　　如今我也开始教孩子熬绿豆粥。当粥香漫过纱窗，我学着母亲当年的口吻说：“豆粥要熬到豆皮浮起来……”孩子接口道：“才算认命！”说完咯咯笑起来，门牙缺了半颗，像被岁月偷偷咬了一口的绿豆。（胡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