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立秋前后，外婆都要把那只褪了色的藤篮从樟木箱底下拖出来。篮子里装着她的针线：一团团旧线，颜色像晒过头的茄子；几枚顶针，边缘被手指磨得发亮；还有一把小银剪，剪尖微微张口，像舍不得合拢的老人。

　　小时候，我趴在桌边看外婆穿针。她先把线头放进嘴里抿一抿，再对准针眼。线头有时候不听话，滑出来两次，第三次才肯钻进去。我问：“为什么不等灯亮点？”外婆摇头：“立秋了，天黑得快，早一点，心里踏实。”那时我不懂，只觉得她的动作像一场小小的仪式，庄重又安静。

　　真正让我不耐烦的是念初中那年。我想穿新买的牛仔外套，外婆却非让我套上她连夜改好的藏青褂子。褂子是她用爸爸淘汰的制服改的，袖口接了一截格子布，颜色跳得很。我当着她的面把褂子塞回衣柜，门甩得有点重。外婆没说话，只是把那件褂子重新叠好，叠得四角都是直的。第二天清晨，我发现书包侧袋里多出一双她织的灰色护膝，毛线里夹着一根短短的头发，像一条不肯离去的暗线。

　　那年冬天，爸爸的腰出了毛病，家里一下子紧巴起来。外婆把旧毛衣拆开，再绕成线团。我坐在小板凳上帮她缠线，线在她指间沙沙地走，走过她手背的褐斑，也走过我越来越长的手臂。毛衣拆到一半，她突然停住，从领口里摸出一张发黄的车票——1983年去省城看病的票根。她捏着那张纸片愣了会儿，又把它原样缝回去，好像要把一段旧时光重新锁进针脚。

　　上大学临走前夜，外婆把藤篮递给我，里面是一件还没上袖子的棉袄。她说：“等你寒假回来，我就缝好最后一针。”我笑着答应，却在火车上发现，口袋内侧藏了一张折得极小的纸条：慢慢走，不着急。那一刻，鼻子猛地酸了。原来她早就知道，我急着离开，也急着长大。

　　去年立秋，外婆病了，针拿不稳，线也穿不进。我回家，把她的藤篮摆到床头。她让我替她缝一颗掉落的扣子。我笨手笨脚，线头总打结。外婆看着我，眼里没有责怪，只有关切。我低头缝到第三遍，终于把扣子钉牢。外婆摸了摸我的手指，轻轻说：“现在轮到你了。”

　　那天晚上，我把她以前拆过的旧毛衣重新翻出来。线已经起毛，颜色也褪得不像话，但我把它们一圈一圈缠好，像缠住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我忽然明白，外婆的针线从来不是把旧东西变成新样子，而是在一针一线里，把日子缝得结实一点，把人心拢得暖和一点。

　　如今，我把那只藤篮放在自己的衣柜顶上。立秋一到，我就把它拿下来，把线团按颜色排好，把顶针套在指上试一试大小。我依旧不擅长针线，但我会慢慢学。因为我知道，总有一个黄昏，天会突然暗得快一点，风会从门缝里钻进来，而我要把外婆没缝完的那一针补上。

　　《诗经》里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小时候只当是诗句，现在才懂，那是提醒——提醒我们把该收的心收回来，把该添的衣添上。外婆没读过几本书，却把这句话活了一辈子。她用最普通的针线，在最平常的日子里，把我和她的秋天，一针一针地缝在了一起。（李洪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