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桃冲派出所的金所长聊完了工作，离回城还有一段时间，我便去桃街上转转。我的一位三山老乡住在桃街上，她在桃街的粮站工作。她是我小学的同学，比我高两级，比我小两岁。我小学毕业后，就去当了兵，退伍后被选召到县公安局当警察。虽说同在一个县内，相距也不过三十里地，但我们已二十几年没见过面。我问了几个人，找到了她的住处，两间平房。正好她在家。我喊了声“鸣凤”。她边答应边打量着我。虽然我穿了一身警服，她还是很快认出我来。我礼貌地看了看她。她个子不算高，皮肤白皙，眉眼清秀，只是比做姑娘时略显得微胖，眼角平添了几道细细的鱼尾纹。唉，岁月这东西就像流水，它淌过的地方就会留下印痕，谁也躲不过。闲谈中，得知她的先生也当过兵，转业后安排在桃矿工作，这两间房子是粮站分给她的福利房，三个孩子都在外面读书。临别时，我跟她说，“你是我的引路人，如果当初不是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了。”她只是笑笑，说“应该的！”一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样子。

　　我家住三山镇下街。一条两三百米长的街道，错落有致地住着几十户人家。虽说是街道，但大部分都是草房，只有小部分是黑砖白灰勾缝、盖小瓦的平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这条街的住户大多数人靠种植蔬菜为生；一户木匠，做棺材的；两户做挂面的；三户做豆腐的，其中就有我一家；那两户是我家的表亲，都是解放前从江北肥东逃荒过来的。父亲和哥哥每天起早做豆腐，天亮后哥哥挑着豆腐、干子去乡下卖。母亲在三山街鸣凤的家门口摆了个摊子卖豆腐、豆干。我的任务是守在母亲那儿，当豆腐快卖完时就回家讨，用篮子提，当运输队长。没事时，就在母亲面前哼哼，哼几分钱买根油条或买个包子吃吃。这情景鸣凤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有一天，鸣凤放学回家，看我也在母亲身边，就一本正经地对我母亲说：“张妈，大根柱子(我的乳名)不小了，应该让他上学，不然以后就荒废了。”同样的话，她在我母亲面前大概讲了好几次。

　　我的祖辈是否上过学，我不得而知；可父母是扁担长的一字也不识的。解放前，穷苦人家能吃饱穿暖已经心满意足了，根本不去理会古人诸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的劝学道理。可现在毕竟是新社会了，一天母亲问我：“你真想念书吗？”“我哪天就想念书了，只是你们让我干这个(指送干子、豆腐)。”我不假思索地回母亲。1956年的秋天，十一岁的我背着母亲用布缝制的书包，终于如愿以偿地上了小学一年级。姐姐从小给人家当童养媳去了，上学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兄弟四人，除哥哥上过扫盲班的夜校，我是第一个上正规学堂的。大弟帮哥嫂照看两个孩子，自然剥夺了上学的机会。因自知上学来之不易，认真听课读书自不用说。虽没做到“三更灯火五更鸡”，但起早摸黑背书做作业也是常事。那时的家境贫寒，做作业连张写字台都没有，晚上就趴在水缸盖上，用墨水瓶子自制的煤油灯(那时叫洋油灯)照明。外面的风像锥子一样从门缝里钻进来，灯光如豆，摇摇晃晃，有时一晚要吹灭几次。夏天忍着蚊虫叮咬，冬天冻得直跺脚。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每学期的学业成绩都是甲。每当左邻右舍问起我的学习情况，母亲总是赞不绝口，当面夸我：“我家大根柱念书用功得很，从不要大人烦神的。”听到母亲的赞许，心里高兴，学习更上劲了。学习之余，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我还起早摸晚，用狗屎铲子背着粪筐，和下街的尹小六一道捡屎，做肥料。猪屎狗屎人屎样样都要。有时起得太早看不见，分不清粪便与其它，还把嫌疑物铲起提到鼻子前闻一闻。

　　6年的小学生涯，从一道杠升到三道杠，当上了学生领袖。我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给乡下同学补习功课，和他们建立了很深的友谊。乡下的同学总是把从家里带来的午餐省一块粑粑或一个山芋给我充饥，别看这点食物，在三年困难时期是何等的弥足珍贵。

　　1962年的秋天，因父亲的过世，小学毕业的我含泪辍学。这6年学习，比起今天的本科生、研究生当然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于我却至关重要，深深影响了我一生的命运。如果不是读了这几年书为基础，在尔后的岁月里，我怎能成为一支野战部队的报务员；怎能担当起公安局秘书科长的重任；怎能在工作之余通过自修获得两个大专文凭；又怎能成为一座小城朋友圈里所谓的“诗人”。每想到这些，我深感不足的同时尚存些许欣慰。除了感激养育我的父母，就会想起她，想起在母亲面前苦劝让我上学的鸣凤。

　　张宏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