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小岗村的18户村民按下红手印，签订了一份大包干的“生死契约”，成为中国农村改革乃至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宣言书。同年的11月份，在皖南繁昌的小村——横山三元村河中村民组，15户农民也签定了一份合同。合同详细列出了每家分到的田亩数、田地位置。这份合同就是三元大队河中生产队“大包干”的实证。

　　这份合同现在仍保存在繁昌经济开发区三元村河中村民组村民高昌仁家里。合同距今已有40年，见证了当时三元村农民为摆脱贫穷，冒着风险，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

　　12月7日，在高昌仁家，笔者见到了这份合同书。合同共两部分组成。一份为《分两组合同》，作为村民同意分组包干的“契约书”，制定时间为1978年10月12日，合同边角虽然有些打皱泛黄，字迹有些不清，但是户主的手印、私章却依旧鲜红，人数、日期清晰可见。另一份为分田到户的土地包干合同，名称也叫《分两组合同》，字迹清楚，详细记录了每户分到的田亩数，位于哪个地块，这份合同盖有横山人民公社三元生产大队河中生产队管理委员会公章，有高昌仁签“昌仁组”三个字，制定时间为1978年11月13日。

　　这份“大包干”合同，距今已经40年。作为当年三元大队河中生产队队长，今年61岁的高昌仁仍然记忆犹新。当时农业集体耕作模式严重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他们生产队人多田少，田高的高，矮的矮，容易受自然灾害影响，不利于耕作,产量低。河中生产队是当时全公社最穷的4个生产队之一，家家户户吃不饱，穿不暖，年年超支，大家到田里越干越没劲，埋怨发牢骚，干事积极性不高。1978年，又遇到涝灾，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少村民都建议还不如把田分到户，自己干自己的。村民的建议，说到了高昌仁的心里。“过去也没人分单干，菜园地都不给搞，种多了都被铲了，分田到户，全国都没有这个先例，我在家反复思考怎么搞。”高昌仁说，“当时的情况，不管怎么搞连肚子都吃不饱。搞包干，要逮随他去。我下定了决心，胆子也就大了，就把村民叫到一起，商议开会，社员个个说分，随后又召开生产队队委会，商讨怎么分，分了上面追究下来怎么办。”最后决定，首先把整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再以组的名义搞单干。1978年10月12日晚上，三元大队河中生产队每户户主作为代表陆续在合同上有的按下手印，有的盖章，同意分组，将生产队分成一组、二组两个组，为下一步搞单干作准备。

　　分组以后，接下来一个月，二组村民率先在高昌仁领头下，丈量田地，分田到户，搞起了单干。高昌仁至今还记得那天——1978年11月13日晚上，在村民高长友家，聚了一屋人，大家既紧张又兴奋，共同制定了一份合同，合同详细列出了15户人家每家分到的田亩数，田地在哪个位置。高昌仁作为领头人在合同上签了字。高昌仁说，“签字的时候我也怕，虽然大家共同分担责任，但是我作为生产队队长，有责任肯定我一个人承担，签字时手都发抖，上面政策太紧了，没有先例，谁也不知道签下字后会发生什么。当天晚上回家睡不着觉，连续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高昌仁感慨，“分田到户，搞单干后，等于说自己家有权了，要怎么搞就怎么搞，都说这下要好好干。第二年，农民生产积极性一下子就高涨起来，他自己当年二十出头，尽管当时生产条件落后，但是做起田来有使不完的力，家家都起早摸晚地做，田都搞好得很，粮食取得了大丰收。”

　　笔者注意到，合同起头写着：“个人同意签名盖章，不许个人推翻队里(意见)，不管什么东西都各组一半，不管哪里什么任务都是一半去做，征购粮食照各一半去送，地点在长友家讨论。”高昌仁说，以组的名义，其实这样写也是应付上面的，当时上面政策还没有放开，都是偷偷干，我们都觉得这样写保险，其实就是包干到户，他家10口人，当年分了5亩多田。高昌仁说，虽然田分了，有些事还要以组的名义去做，像是泡稻种都在一起，交征购粮时，各自在家算好，也放在一起去送，就是为了瞒住上面，不让上面知道他们在搞单干。

　　转眼40年，当时的事情历历在目，面对这份沉甸甸的合同，高昌仁按捺不住激动。他说，事实上，这份合同一直不知道下落，直到今年改革开放40周年，他才想到了这份合同。高昌仁说，当时，他带领村民带头搞单干，被上面知道后，大会小会自己没少挨批评，多少压力自己默默承受着，这份合同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份慰藉。

　　如今，高昌仁生活的三元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份宝贵的合同背后，正是当年无数充满胆魄的农民，怀揣着吃饱饭的朴素愿望，敢为人先，默默耕耘，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亿万农民从此踏上了勤劳致富的幸福路。　　章如群 高晨霞